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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懷念 | 吳福輝談閲讀、文學史及現代文學館
來源:4px電話香港 |   2021年01月15日13:26

4px電話香港記者從吳福輝友人處獲悉,吳福輝先生今晨(2021年1月15日)突發心臟病,於加拿大逝世,享年82歲。我們遴選了三篇文章:《文學閲讀與全民素養》《現代文學館與我》《<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的寫作和我的文學史觀》,以懷念吳福輝先生。

吳福輝,1939年生,浙江鎮海人。1959年畢業於遼寧鞍山師範學校,1981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師從王瑤先生)。歷任鞍山十中語文教員,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副館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茅盾研究會副會長。

吳福輝先生是著名的現代文學史家,在海派文學、諷刺小説研究及沙汀、張天翼、施蟄存、錢鍾書等作家作品研究上也有開風氣之先的成果。他和温儒敏、錢理羣、王超冰合著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及修訂本,是中國大陸最具影響力的現代文學史著之一,被全國多數高校中文系選為中國現代文學課程教材。吳福輝先生還著有《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和《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28-1937)》。吳福輝先生的代表作還有傳記《沙汀傳》、評論集《帶着枷鎖的笑》《且換一種眼光》《深化中的變異》、海派文學研究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説》等。此外,他還參與編輯整理《張天翼研究資料》《沙汀日記》等史料文獻及《梁遇春散文》《施蟄存作品新編》等作品集。他的論文《現代病態知識社會的機智諷刺》獲1982年《十月》文學獎,《大陸文學的京海衝突構造》獲1990年上海文學獎,《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獲2002年王瑤學術獎首屆獎。

文學閲讀與全民素養

世界上的事並非後起的就一定進步,而曾經先行一步得風氣者也無法保證永遠獨佔潮頭。校園裏或社會上的文學閲讀風氣的演變,即是一例。

我沒有條件做像樣的閲讀調查,本文所能涉及的材料只是我的親聞親見,主要是對今日學校裏文科研究生閲讀現狀的感受,及對以往1950年代上半期青少年文學閲讀的回憶。共和國相對平穩的時段裏,連年戰爭的槍炮聲剛剛停歇,人民鬆了口氣,對新政權竭誠擁護,自由度一時頗高,社會的正氣、新氣、精氣神也高。當時整個社會的氣氛和學校裏愛好文學的氣氛相一致。在學校裏貫徹的“三好”,第一好不是政治好、學習好,反而是身體好,這與“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也相合拍。如果説共和國有一段玫瑰色的時期,那麼此前此後是再無法重複的了。

我記得,那時的中學生不知高考壓力為何物,因為差不多的高中畢業生只要家庭不需他立即就業,都能上大學。學生自治能力很強,上完課之後的課餘時間教師很少管,學生會和團總支都會幫助同學參加各種活動。我加入的是文學小組、校合唱隊,加上挎個畫夾子到處去寫生。元旦準備的晚會文學因素很濃,比如詩歌朗誦,比如高年級各班自導自演話劇,快板、故事等文字類節目往往是學生自己寫的,晚會要一直鬧到敲響新年鐘聲才盡興。這種演劇和寫節目的骨幹,每班都有三四位,我叫他們是“永遠的文學青年”,就是説不管他們將來是學文學理,是務工務農,到任何時候,始終都是文學愛好者。他們早就不滿足於語文課堂(一本語文書發下來幾天就讀畢了),也不等教師指定書目,而是到處找書讀,這成為他們最大的特點。在校裏、區裏、市裏圖書館辦多個讀書證,剛剛興起的工人俱樂部內幾乎都包含一個圖書館(文學名著改編的連環畫尤其受歡迎)也不放過。人們趕着去參加各種讀書報告會、講演會或大小作家見面會。我初中時開始讀學校圖書館裏的《魯迅全集》和開明書店的新文學系列選本,讀我父親借來的“三言二拍”(《水滸》《紅樓夢》《老殘遊記》《格林童話》是小學讀的);高中時讀蘇俄作家、歐美作家、東歐弱小國家作家的作品。開班會擔負的講題是魯迅如何教育兒童,如何對待海嬰,洗浴不避孩子,交代不做“空頭文學家”。參加了偵探小説讀書小組之後,過團日講的是偵察員的故事。文學經典作品看多了,不知什麼時候就有了翻讀文學史的要求。在我們那個東北的中等工業城市能進文學史著作的新華書店,僅有火車站附近一家,我練長跑跑過去需半個小時,幾年來居然跑去買了王瑤先生的《新文學史稿》(上下冊不是一年出版的)、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一元五角的書費還借了同學三角才湊夠,題在扉頁上的字赫然還在),在舊書部配齊了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上下卷)。所以等我1978年考研究生的時候,有的考生説他只讀過半本文學史,我手中確實是有50年代出版的這三種文學史的。一箇中學生會去買文學史,是知道它可以梳理平時的閲讀所得。我中學時代幾乎讀過《俄國文學史》裏從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到列夫·托爾斯泰的大部分經典作品。買《蘇聯文學史》的時候,高爾基的《母親》和“自傳三部曲”,阿·托爾斯泰的《保衞察裏津》和“苦難的歷程”三部曲,法捷耶夫的《毀滅》《青年近衞軍》,馬雅可夫斯基《開會迷》《好》,綏拉菲莫維奇《鐵流》,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馬卡連柯《教育詩》,費定《城與年》,卡達耶夫《時間呀,前進!》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其時還讀不到他的《一個人的遭遇》),都已讀過。那時候讀了那麼多的蘇俄小説現在想來也吃驚,一方面這是向蘇聯“一邊倒”的年代,蕭軍在東北《文化報》批評蘇聯紅軍就算犯了大錯,一方面19世紀的俄國文學確實也達到了一個高峯。莎士比亞、狄更斯、歌德、海涅、司湯達、大小仲馬、莫泊桑、福樓拜、傑克·倫敦、海明威等也讀,但終究沒有讀蘇俄那樣熱心。當時的讀書已懂得精讀、瀏覽之分,據説有人快讀,一年的讀書量可達千本,我那時年讀二三百本大概還是有的。寄宿住校的時間大概有三分之一都用在文學上,但絕不荒廢正常課程,很多年我都是“全五分”的學生,有獎狀為證。

密切關心當代文藝的進程,自然是閲讀的出發點、着眼點。魯迅之外的現代作家最能吸引青年讀者的是丁玲、艾青諸人(我寫手記是學丁玲。自己起了個筆名叫“艾茸”,沒有用它發表過任何東西,但早期藏書均用此署名),第一時間讀的是王蒙、劉紹棠、劉賓雁、杜鵬程、陳登科、馮德英等。為了文藝要不要“干預生活”,目睹全國讀者對蘇聯小説《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的討論。還跟着文藝界的風向去啃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理論,後來才去啃“車、別、杜”。而寫作的自由度大,語文教師對每一班的“文青”都是網開一面,如我的語文教師便允許我寫得長,一篇作文寫滿一本也無妨。記得一次作文題是改唐詩絕句為新詩,老師同意我把一首詩改成整整一個電影劇本。我們出牆報,寫日記和生活手記(至今留有當年寫老師、同學、場面、景物的文字片段),偷偷投稿(把信封剪一個角就可免費寄稿子),組織各類的讀書討論活動等等。至於社會的文學活動那是校內活動的延長,在公園的露天廣場上我聽過丁玲講話,在二中禮堂聽於敏做過讀書報告,激起我更高的閲讀熱情。記得就是在我家附近的工人俱樂部期刊閲覽室裏,讀到《文藝月報》登載的錢穀融先生《論“文學是人學”》一文,這已經是1957年之初,快到夏天“清算”閲讀的年代了。

重要的是,如此的文學閲讀經歷是與1950年代一代人的人格、心理的成長緊密相關的。比如最著名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一段保爾·柯察金的話,“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我們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這差不多就是我們青年時代思考“人為什麼活着”,建立“世界觀”“人生觀”當兒,最重要的思想庫裏的警句之一了。人人會背誦,與喜歡不喜歡文學無涉。它造成了一代人的理想主義和政治進取心,影響太大。同時的文學讀物《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絞刑架下的報告》中的獻身犧牲精神,《把一切獻給黨》的高度革命事業心和愚忠是捆在一起的。看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長篇《怎麼辦》,要學民主革命者鍛鍊意志而睡釘板牀的人,也不在少數。這後來就延續成迎着困難上,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的主音。文學,影響到我們對整個“人文學科”的愛好也是顯然的,讀《史記》,讀《馬克思傳》,讀《大眾哲學》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讀青年修養小冊子,文史哲相通,也是這個時候。文學對增進人的全面修養的作用,更因受當時意識形態的推動而膨脹。你很容易知道,傑出的政治家,尤其是最富代表性的外交家,追本溯源原來都是“文青”: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演過話劇,陳毅是詩人早期加入文學研究會,黃華是長征途中的畫、文高手,喬冠華不折不扣是個秀才筆桿子。以我那一代中學生為例,正巧是在高一高二的學期裏完整地學習過四冊《文學》課本的(也是學蘇聯的結果。將《語文》分成《文學》《漢語》兩門,單獨進行普及型的中國文學史經典作品選讀和漢語語法教育)。按照我的體會,每一個高中畢業生如有機會了解祖國的文學發展歷史,從《詩經》到當下,知道自己民族、國家的偉大作家和偉大作品,進而具體瞭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實際上是打下了國民應有素養的基礎。蘇聯中小學是九年一貫制,我看過材料,他們九年級的學生要做《安娜·卡列尼娜》人物分析的命題作文,可以想象他們的青年對自己祖國文化的瞭解是什麼程度。50年代的中國青年雖然具有先天的缺憾,少有質疑的精神,他們觀察世界的眼光仍嫌狹窄,但與今日的中學生相比,他們全面發展的素養仍是一種優勢。

我們曾經生活過的年代,是個政治年代,是個鬥爭年代,也是少有的文學年代。輕鬆的調子漸趨沉重,幸虧有文學墊底。領導人寫詩,全民寫詩,政治搏殺突然扯上《水滸》的評價,或以《紅樓夢》學派的爭議面目出台,給以後單調、肅殺的歷史抹上一點五顏六彩。後來,我們有全民閲讀,讀《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巖》《紅旗譜》《創業史》(一直延續到全民“讀”樣板戲)。千萬不要小瞧了這個閲讀,正面的也罷,負面也罷,它們都融進了共和國曆史的血液當中,與我們當前社會思想駁雜的現實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我們目前所處的是一個政治、工商混雜的轉型時代,還是信息智能的時代,卻偏偏不是文學時代。金錢的手伸進任何一平方寸的空間,最不應當市場化的教育也遭受嚴重侵蝕。極度的應試教育使人文教育受到擠壓,整體的教育處於畸形(所謂名牌中學就等於考試訓練營,喊着拼死口號的學生像是要去赴難)。文學閲讀不堪回首,已完全邊緣化。按照閲讀量計算,近年來我所接觸過的大學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其文學閲讀的低下狀況不可想象,大概還不如50年代的中學生。(有沒有學教育學、心理學、文學的人來做認真的社會調查?)而在中學裏,哪裏還有“文學愛好者”的蹤跡呢?所有學習好的學生一窩蜂進入理科班。真正愛好文科的學生的絕跡,使得文科讀研的生源水平極度下滑,他們是應試教育的犧牲品,希圖使他們成為未來的大師恐怕比登天還難吧。問起現代文學的博士生讀沒讀過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什麼叫“板話”?不知道;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呢,題目裏這個“底”是什麼意思呢?也是搖頭。那你“考博”的時候怎麼回答1940年代長篇小説總體特徵這道題的?説是背文學史呀,主要揹你們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背下了那些長篇的名字、故事的梗概和評價的詞句,就可以答了!真沒有想到,文學史的學習竟可以代替他們對文學本身的閲讀。這讓我不禁想起巴爾扎克、莫泊桑寫的法國上流社會客廳裏,女主人與客人興致勃勃談論流行的文學話題時,居然可以沒讀過原著,依據的只是讀者文摘卡片!我們讀博的學生,現在也弄成這個樣子,許多必看的書只好補讀。這還不夠,有人還提出因為高考語文的分數是拉不開多少距離的,索性可以不考,以減輕學生的“負擔”。我想,出這種主意的教育家或稱教育管家,離背叛我們國家民族的文字、文學、文化也就不遠了。流弊所及,不是大中學生的文學閲讀少讀了幾本書的問題,而是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他們已經失掉了真正熱愛自己民族語言文學的最佳時機,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假如將來充當語文教員和文學教授,可能不過是個教書匠。

自從大陸公民有了可能大批出國旅遊之後,國民的文明素養成了用錢買不回來的讓我們蒙羞的尖鋭問題。教育出了紕漏,不是一年設一個“閲讀日”可以解決的。文學閲讀的急劇減少,影響到祖國語言、文學的健康延續,影響優秀人才的產生,國民想象力、創造力的發揮,低級趣味的消失等等,甚至決定未來我們孩子的臉上有無書卷氣!

文學閲讀不是小事。後代的成長固然不必杞人憂天,但不等於我們在這個轉型時代可以放棄“責任”,可以無視全社會文學教育付之闕如的危急性。社會轉折之前,或轉折當中,社會上握有政治權力和知識權力的兩種人,應該富有遠見地指出發展中的正面和負面可能,並儘量縮小負面作用。假如這兩類人無作為,不發聲,便要問責,便要查一查我們的制度和渠道什麼地方應當檢修了。

文學閲讀也是社會情緒、心理的一種晴雨表。我相信,青年一代之中“永遠的文學愛好者”仍然存在,他們不過是一時隱身,轉入地下而已。

2016年6月8日晨改定於小石居

原文刊登於《文藝爭鳴》2016年第7期

現代文學館與我

1981年對我來説是個文學記憶深刻之年。這年3月, 巴金在香港和北京發表了《創作回憶錄》之十一, 提出了建立文學館的動議。查他的《隨想錄》, 有兩篇彷彿孿生的散文即《現代文學資料館》和《再説現代文學館》, 可見他對此事的關切、用心之勤。同月稍後, 茅盾逝世, 巴金很快接替了茅盾的中國作協主席的職位。不久, 作協主席團接受巴老倡議, 組建了現代文學館的籌備委員會。這年年底, 我到作協報到, 羅蓀直接和我談工作分配, 茅盾、巴金這兩件事天然地與我發生關聯。這一“關聯”便像眨了一下眼睛, 近三十年過去直至今日。

我到位於沙灘北大紅樓北面、當時文化部大院的中國作協“地震棚”一看, 整個辦公地點因陋就簡, 我們這個籌委會之下的文學館籌備小組屋子就挨着司機班。組裏已有三人:李楓, 從空軍宣傳領導部門調來, 是作協副祕書長, 嗜讀雜書如命。王乃瑾, 是參加過國慶大典前第一次文代會的進城幹部, 沒有一點架子。曹琳, 50年代老同志, 兢兢業業有能力。我是第四人。在“地震棚”的院子裏, 開過幾次籌委會。一共九位委員, 巴金在上海, 冰心年事已高, 其他的曹禺、嚴文井、唐弢、王瑤、馮牧、張僖等都在會上見到。羅蓀是主任委員, 由他這個與巴金長期在上海共事的評論家來主持此事, 真是天造地設一般合適。我們當然是列席兼管會務。那時籌備工作的重心是選館址、找房子。李楓見無事讓我幹, 就天天動員我去圖書館看書寫作。記得隔些日子就傳來消息, 説誰誰誰給找了地方了, 過後卻泥牛入海無消息。再幾天又叫人興奮了, 説是古廟潭柘寺如何, 可惜太遠一點;頤和園藻鑑堂怎樣, 該多古雅、多幽靜, 但領導們勘察回來説太小了, 不夠用。一年過去, 老是不落實, 巴老才寫了後一篇《再説現代文學館》, 講八十八歲的葉聖陶已經寫好了館牌, 就不知道掛在哪裏。最後終於找到了西三環路畔 (當時剛在鋪路) 的萬壽寺西院, 就是我們作了15年臨時館舍的地方。當時找着萬壽寺不易。這本是京郊的大廟, 清代皇帝在此替母親做壽, 皇家西出去圓明園、頤和園的時候, 歷來作小行宮中途打尖用。所以西院的第五進後照樓, 因住過慈禧, 俗稱梳妝樓。西院前後六進, 一直是“總政”歌舞團在這裏駐紮使用, 由胡喬木替巴金“化緣”, 難於遷出也要遷出, 這才確定了我們的落腳之處。

記得我們剛進入萬壽寺西院, 只佔了後面的幾進, 前面兩進很晚才交到手上。馮振山是作協老辦公室的幹部, 他調來後自己帶頭, 建立值班制度。可一共也沒有幾個男的, 到夜裏我多次一個人住在黑洞洞的院子裏發思古之幽情, 看着第三進大火後的廢墟, 真有一絲害怕。到1982年10月16日, 後照樓西牆門户大開, 在樓底下最大的一間屋子裏, 舉行了“籌備處”的成立儀式。現在留下的照片, 可見當日團團圍坐的有胡喬木、周揚、曹禺、艾青、賀敬之、羅蓀、唐弢、王瑤、朱子奇等人。我任記錄坐在一側。發言時, 大作家們都説這是我們現代作家的新家哩, 這個地方傳統建築風格很好, 現代文學雖學習外國但確是具有中國民族氣派很相稱等等, 表示滿意。那天最後由胡喬木掛上了一塊豎寫的牌子, 上有“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處”的字樣。這標誌臨時館址的正式確立。

文學館真正是白手起家, 接下來花去兩年時間用來修繕古建築, 初步徵集、購置現代文學的一部分舊書、舊期刊。館內初建的圖書大庫所藏舊版本書籍, 是以“文革”前原中國作家協會資料室的珍貴藏書為基礎的。這些書與文化部、文聯的書被“革命”了, 混雜在一處, 交涉歸還費了好大的力氣, 而且由於某些圖書的實際歸屬存疑, 許多明明是作協的書都沒有物歸原主, 十分可惜。這期間我們創立了作家捐贈書籍、手稿、書信、實物, 不打散而單獨成立以該作家命名的“文庫”制度, 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徵集方式 (比如我們有多少張作家的書桌, 都是用此名義收集的。後來部分拿到香港去展覽過) 。另利用古建的有限空間, 開始舉辦茅盾、老舍的生平展, 這項服務於社會廣大讀者的文學普及形式, 成為我們後來的主要業務內容。這時的具體領導成員除羅蓀、李楓之外, 又增添了楊犁。楊犁後來做了文學館的第一任館長。這三位和全體籌委會成員, 現在都已辭世, 他們對文學館是有功績的。

到了1985年初, 文學館具備了開館的條件。當年1月5日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上鄭重宣佈成立的消息。3月26日這天, 文學館的發起人、名譽館長巴金親自主持了開館典禮。文學館是巴老的一個理想。他有許多理想, 這個晚年的理想終於在他手裏實現了。當他從上海趕來, 坐着輪椅進入萬壽寺西院第六進大悲壇的禮堂時, 他是欣慰的。參加典禮的二百多位現代著名作家也是深感欣慰的。連胡風這樣復出後幾乎不參加什麼活動的作家, 也來了。王蒙、巴金、胡喬木先後致詞。在大門口終於掛上了葉聖老在目力成雙影的情況下書寫的館牌。數天後, 4月4日, 巴金為了見全館人員又一次來到萬壽寺。他一進門就摸出鼓鼓的信封袋, 交代這是來京後得到的稿費現金。並宣佈, 在已經捐出15萬元 (不要忘掉這是有“萬元户”稱呼的1985年) 的基礎上, 今後將把自己的每一筆稿費, 無論多少, 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 全部作為文學館的基金捐出。記得那天還請他看了“文庫”, 包括他的“巴金文庫”。他贈給館裏的自己著作 (包括《家》等代表作品的世界各國譯本) 都是他一本本從上海寓所的書架親自挑選、包好寄出的, 許多都重新題簽, 説明書的來歷、版本的特殊性等。還有大量別的現代作家送他的簽名本, 如魯迅贈他的《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 僅印77本國內贈送10本, 給我們的這本, 上有魯迅親題的第七本的“七”字。另有魯迅、鄭振鐸合作編的《北平箋譜》一函六冊, 當年只印100部, 這本是送巴金的第94部, 上面有魯迅、鄭振鐸的簽名, 第“九十四”三字看筆跡似也是魯迅的。如今這都是極富文物價值的鎮館之寶了。這次參觀後, 巴金繼續贈書, 甚至因事必躬親, 不要李小林等的幫助, 他還在取書時摔了一次。現在館裏他“文庫”所藏共8千冊珍貴書刊, 還不算他以後贈的書信、手稿等。從這次來京參加文學館開館後, 巴金再也沒有能到北京來過。這就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望文學館了, 儘管他的關懷在日後的歲月裏從沒有一刻停止過。

回憶老館草創時期, 充滿了艱辛。文學館的領導年齡有些偏大, 造成交接週期稍短。楊犁有奪回失去時間的那股子勁兒, 頂真、嚴厲, 處處身體力行。在上海出差去見巴老、趙清閣、趙家璧、魏紹昌, 他能坐公交就坐公交, 雖然巴老再三把他的車子讓我們坐。住在延安西路美麗園招待所的房子裏, 還堅持與我兩人一室。後來任命了副館長劉麟、舒乙做他的助手。到1991年楊、劉兩位離休, 李凖為第二任館長, 舒乙為常務副館長, 我做助手 (周明到館時舒乙已是第三任館長了) 。巴老反覆交代, 乘老作家許多還健在, 搶救資料是工作重點。我們就是按此方針辦的。給我印象鮮明的是, 冰心、蕭乾最操心文學館, 一幅字畫、一枚獎章、一塊碑石地把東西送來。巴金、丁玲、老舍、茅盾、蕭三、張天翼、周揚等生前或身後的捐獻最為豐富。茅盾《子夜》的手稿、聞一多失而復得的《〈九歌〉古歌舞劇懸解》的手稿價值連城。《保衞延安》、《紅旗譜》、《青春之歌》的手稿都可“等身”, 有的是十易其稿寫出的。尤其是許地山為編梵文字典所抄寫的八萬張卡片, 豈止“等身”, 摞起來竟有5米多高!還有海外李輝英留下遺囑給了我們全部藏書。林海音將他們夫婦辦的純文學出版社的全部書籍、他們家族十幾個作家林林總總的作品都贈送了一套。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不遠萬里送來老舍1920年代在倫敦教漢語的16盤靈格風中文留聲機片, 這是中國作家迄今為止存世最早的聲音。翻譯家高莽的作家畫也很有特點, 每一幅都有當事人的題款, 隨着越來越多的老一代文人的離世, 彌足珍貴了。我們在那十幾年裏還儘可能地去給作家拍照、錄像、錄音。我本人就參加過文學館一天之內按沙汀訪問冰心、訪問吳組緗的順序, 在中央民族學院和北京大學朗潤園拍攝的全過程, 至今難於忘懷。我讀過孫犁晚年的散文, 那裏清楚地記載着文學館女工作人員冬日訪他, 並替他錄音的場面。到了上世紀末, 文學館的專業圖書已藏13萬冊, 文庫30多個, 算是初具規模了。

那時的物質條件差, 但大家的精神面貌絲毫不差。我們在蒐集現代文學資料的同時, 積極開展文學教育、普及活動。如沒有展覽廳, 就與附近的北京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前身) 等聯合舉辦巴金、冰心、老舍、丁玲、蕭乾、胡風、陽翰笙、沙汀和艾蕪、陳白塵、臧克家等十四五個生平創作展。開過青年學者參加的第一屆現代文學研究的創新座談會。條件差到代表就在“廟”裏住宿, 每頓飯步行到紫竹院的一個飯鋪去吃, 但是現在全國大學中文系的許多學科帶頭人, 回憶起這個“盛會”還十分神往。在1985年我們不顧自己的經費不足, 毅然接辦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從一期補貼五千元到現在繼續補貼, 已經過去23個年頭了, 我還沒有忘記與楊犁到北大鏡春園王瑤先生寓所去談刊物的情景。我在這個文學館與學會合編的刊物編輯部, 也工作了整整23年。我們還舉辦過小型多樣的學術活動, 發揮我們民間團體的彈性, 把一些別人不便紀念的作家的會, 放到館裏來開。比如在“胡風集團”或一些敏感問題未徹底解決前, 舉辦過胡風、路翎、聶紺弩的學術研討活動。我們請過國內外著名學者, 從日本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教授, 到上海的“左聯”研究專家丁景唐老, 到館講演。我們在北京最早舉辦學術普及講演。那時的週末, 館裏小禮堂經常被從通縣趕來聽講的熱情聽眾擠得爆滿。文學館的星期講壇一直延續到新館, 一度與中央電視台合作, 很有些氣候。

這樣, 文學館在萬壽寺辦了十五年。我們對院子裏的樓閣、遊廊、古樹、青草、松鼠都有了感情, 但最後還是離開了它, 為了文學館的明天。因為古建築再好, 是人家的, 而且它有一萬條優點卻有一條缺陷是難於進行現代化的資料收藏、利用和展示。還是巴老及時為文學館鋪路, 他和冰心都給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致函, 要求擇地另建新館。這個新館從芍藥居的菜地, 變成今日充滿現代民族氣派的館舍, 作協和館裏的上下同仁所付出的汗水, 是無法估量的。2000年的10月, 我們搬進了明亮的有朝氣的文學館。文學氣味濃厚的館舍環境, 多彩的藏品, 管理的提高 (在北京也屬首先引入“志願人員”的單位) , 展現了新的面貌, 不僅僅是擁有巴金的手印門把、現代文學的玻璃彩畫、壁畫、作家簽名巨瓶, “大師展”、“通史展”等而已。我覺得即使“文庫展”一項, 其展出的形式和內涵, 在國內外也是獨有的。便是大門一側熊秉明別出一格的魯迅塑像, 試想熊秉明既是美術家又是哲學家, 是熊慶來之子, 又是楊振寧從清華到西南聯大的同學, 他以80高齡跨山越海來為這尊魯迅半臉銅像親手焊接, 這該有多少文化含量, 該有多少故事好講。新館的展覽、講演、收藏都上了新的台階。唐弢五萬冊極珍貴的藏書, 經與全國兄弟館的競爭才獲得。“唐弢文庫”的建立, 標誌着文學館1949年前書刊的收藏大體齊全了。

這樣一個掛一漏萬的回顧, 十足令我感慨無限。近三十年的文學館歷史幾乎就是我的半生, 但她的路比我們個人生命要長。在陳建功第四任館長的帶領下, 有李榮勝 (常務副館長) 、周吉宜各位的輔佐, 文學館的前景當會更形明朗。依靠着老一代作家及其家屬的慷慨捐助, 雖打下了館藏的基礎, 可“當代文學”50年已成歷史, 今後收集資料的任務並不輕, 正是任重而道遠。經費雖然有了國家的保障, 但徵集文物日益進入文化市場, 大概也很難高枕無憂。文學館的“硬件”已經相當好了, 現正在建設二、三期工程, 好上加好, 是使人振奮的。所以每當回館一次, 看到新的房舍又節節拔高的時候, 我總禁不住想在心底説一聲:文學館, 願你日久彌新呵!

原文刊登於《博覽羣書》2009第1期

《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的寫作和我的文學史觀

看到自己花了幾年時間參與的這套三卷本200多萬字的學術著作《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49)(下稱《編年史》)終於出版,那個心情當然是複雜的。高興之餘也會有遺憾,估計理羣君作為總主編的感慨更會深切。我當初參加這個寫作集體時,一方面是認識到文學史寫作的多元時代已經到來,認識到文學史多樣化的可能性終將轉化為現實性,所以願意來書寫這樣一部頗具特色的、極富魅力的文學史,知道這將意味着是在用我的精力和年齡做一新的挑戰;另一方面,因為我剛剛出版了個人著述的《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下稱《發展史》),紙張還在發燙,油墨還未乾呢,我自問:我有必要馬上又跨入一種集團式文學史的長長的寫作旅途嗎?而且,這部新型文學史的內在理念,同我的搭建未久仍在發燙的文學史架構是否相配,是否沒有牴牾呢?

這些想法很快也就在寫作過程中被打消了。隨着寫作的深入,更越發看清了這是一部與我的觀念十分契合的文學史:它有些地方比我原先擴展了,有些地方深化了,有些地方雖然各有各的側重點,角度與視野相異,卻遠兜遠轉仍然是相合的。這相合並向前邁進一步之處,至少有三點。

第一,便是所謂的“大文學史”觀。這是我們打破了近百年來一直遵守的文學史書寫的“蘇式”、“歐美式”模式之後,學術界普遍接受的概念。那就是在文學史現象的多元多面表達基礎上,於文學內部,要對文學的發生、閲讀、接受、傳播、交流以至於經典化的過程,都加敍述;於文學外部,要統攬影響了文學的,或文學影響了其他的各種因素,給予足夠的關注。這些因素説到底均是文化因素,都是對文學的資源、成因、成熟、衰敗、延伸、交匯起相當作用,而不可忽視的。比如文學和現代印刷出版,和新聞業、報刊業;文學和新興藝術如電影、木刻、報道;文學和外國文化引入(翻譯對作家讀者的影響還有一個狹角,除了引入還有我們現代文學的輸出,向國外的譯出情況);文學和教育(包括文學作品進入教材、進入課堂,甚至社會的文學教育,這些接受都對養成一代讀者有關);文學和學術(一時代的學術思想,正統的或異端的,統統對作者、讀者發生潛在作用);文學和經濟(不僅是像《子夜》等直接寫到經濟生活的作品同經濟相關,諸如文學的水準、刊物的質量、讀者的購買力也都與一時的物質生產方式及分配方式息息相關);文學和政治(政治思想、政治運動、政治組織、政治制度的影響,過去我們將他們和文學的關係説成是唯一的,現在我們不能走向另一極端而完全輕視它)。當《編年史》逐漸形成的“廣告條目”,按照文學內外的文化聯結來構成骨架時,它與我在“發展史”中設立“望平街一福州路:文學環境的轉型”、“《阿Q正傳》的傳播接受史”、“電影藝術與文學交互作用”、“對外國名家應時的整體的接受”、“文人的經濟狀況和寫作生活方式”等章節,同偏於文學文本的分析的章節如“白話新詩、短篇小説的帶頭突破”、“時代色彩鮮明的長篇小説”“農民一市民:大眾文學的全新勢頭”並置的用意,是相通的。不過因“文學廣告”一個個相對獨立的節點性,可以造成文學史敍述的機動靈活,文學的文化關係的表現張力也大大增強,所以我們現在看“編年史”的“大文學”味道,它的“外延至文化史”的特色,就越加顯著。僅出版社的條目,便有隱形書店如魯迅為出葉紫、蕭軍、蕭紅作品而假設的“奴隸社”,有老牌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有自“五四”延續下來的北新書局,有1930年代特別活躍的開明書店、新月書店、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現代書局、文化生活出版社等(本文舉例多出自《編年史》第二卷,下同)。作家生存狀態的條目,計有“開明風格”、“叛徒與隱士”、“給作家或社團起綽號”、“茶話與咖啡座”、“四大作家”如何在變化中形成、“北大拉丁區”養成的“精神流浪漢”型文學青年、舊文人的存在、作家之死(包括徐志摩、劉半農、魯迅之死)等等,非常的豐富,完全不同於過去文學史書寫不見“人”的情況。由文化事件入手談文學的,如“尊孔”、“看蕭”(蕭伯納訪華)、“定縣鄉村建設實驗”(談農民戲劇),由經濟入手的如“話劇上演税”和話劇職業化等,你無法想像如果是過去的文學史,怎樣能夠將觸角伸展到如此的角落。這即是“大文學史”概念的具體實踐,使得文學史成為在文化史中被擴大了的立體的文學史!

這種《編年史》因為是取“文學廣告”為切入口,它的結構是貌似零散的小小的“板塊”,暗地裏卻連接了史的四通八達的“線索”。“塊”是散點,只要具有文學現象的典型意義,沒有太多的限制,便可設出如“丁玲失蹤及其長篇小説《母親》”、“白薇戲劇集《打出幽靈塔》”、“林徽因的眼光”、“女明星和女作家”這樣的條目來;而文學史的“線”,就可連成“1930年代女性作家”的內在的“面”。而且不止是一種面向,“丁玲失蹤”還可以與“左聯五烈士”,和“文藝刊物、作品的查禁”連成左翼文學遭壓的文學史線索;“林徽因的眼光”(講她編《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説選》)還可以同“現代書局首創編寫《中國文藝年鑑》”、“趙家璧與《中國新文學大系》”、“《世界文庫》:中外名著翻譯、整理之集大成”、茅盾主編“《中國的一日》”連成“1930年代文學編輯史”系列;即便是“女明星和女作家”一條,也足可以同“電影《春蠶》”、“電影《啼笑因緣》”、劉吶鷗軟性電影“《永遠的微笑》”構成“1930年代電影文學史”的宏大敍事。所以這種《編年史》的文化史內涵和塊線面結合的方式互相激發,要比我的《發展史》更能體現出“大文學史”的特色,在擴大文學史的深廣度上有十分有利的條件。難怪《編年史》可以比《發展史》擴展出“女性文學”、“兒童文學”、“遊記文學”、“傳記文學”等更廣大的文學敍述空間來,而兩者的精神實質,文學史理念又是一致的。

第二,更接近文學的現場和原生狀態。這個問題我在《發展史》裏給予了充分的注意。在《發展史》中,敍述者的個人意願雖然到處存在,但是通過歷史材料的部分客觀性,各類圖表的彙總顯示,典型文學年份的“大事記”式的表現方法等,我表達了文學史並不是由文學史家百分之百來主觀記述的想法。現在的《編年史》裏,經過“以文學廣告為中心”和“編年”的處理,極大地提高了文學現場性在文學史敍述中的地位。可以説,迄今為止的所有文學史著作,是再沒有如此的原生狀態顯示了。

若從“以文學廣告為中心”觀之,這本《編年史》可以説是雙重的讀者接受史。第一重,即作為歷史材料的“廣告”本身,便是一種接受。它應當是對“文學史現象”(文學史的基本單位,包括作家、作品、報刊、事件等)最初的讀者反映,是比較接近文學現場的讀者感應。寫“文學廣告”的人不外乎是出版機構的編輯、做發行工作的職員,和作家本人。前者如《現代》的編輯施蟄存、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的編輯趙家璧,他們在當時赫赫有名,當然也有許多廣告是普通編輯執筆寫的;中者像創造社自辦出版部之後,大部分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後期創造社小夥計”就都在出版部忙碌,廣告由他們來寫也就不會太差;後者尤其值得一提,是與出版社關係密切而親自操刀上陣的名作家,像魯迅為北新書局及其他出版機構所寫的圖書廣告(以自己的書為主,也有給瞿秋白《海上述林》寫的廣告等),葉聖陶為開明書店眾多新書擬就的廣告,巴金為文化生活出版社寫的文學書籍廣告,那就簡直是他們創作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價值更是不可低估。總之,就從我接觸過的1930年代的文學廣告為例,從質量上可分:誠實而具文采、大體實事求是和略顯誇大三類,而文字粗糙、態度荒誕不經甚至帶有低級商業趣味的廣告是很少的。至少比今日的廣告要“老實”得多。這些廣告的敍述人不僅離文學發生的現場近、相隔時間短,而且大體可歸入“可靠”一族,他們的敍述也屬“可靠敍事”。第二重讀者接受,便是對此“文學廣告”的選擇和闡釋了。“選擇”條目,當然有文學史作者一定的思想、知識線跡可尋。“闡釋”更其如此。這時離開當年文學現象的發生已相當遙遠,一百個作者就有一百種敍述,原來“廣告”的歷史性和“廣告”闡釋者的當代性交織在一起,同時便有兩個音調在發聲:第一重聲音保證了“編年史”的原生狀基礎,第二重則顯露出文學史的個別性旋律來。這種文學史是一部和聲。

再看“編年”。《編年史》儘管不是大事記(我認為“文學大事記”,或“作家年譜長編”、或“不是為發表目的而寫的作家日記和書信”,一般最靠近文學現場,原生狀態是最顯著的),但將選擇的“廣告”置入文學紀年序列之後,無形中與我《發展史》的典型文學年大事記可以相類比。紀年廣告有其本身的體系規定性,文學廣告一旦進入這個序列,一定程度也就擺脱掉過去佔統治地位的“單聲道”、“全知型”文學史軌道了。

第三,不需全部交給讀者現成的、凝固不變的文學史結論。這是我對中國灌輸式教育的反省:書籍都是給人用的,熟知專業的基本知識固然是學習的方法之一,但與其記住過多的死板知識,反不如在學習中弄懂方法和獲取思想動力來得重要。文學史的學習也是如此。另外,也是出於當前的現狀:我們正處於文學史的一個分解的時代。歷史的轉折甩掉了一部分已然老化的文學史結論,新的綜合卻還需要歷史的沉澱,需要時日。所以儘量提供第一手資料,以供年青的、未來的讀者自己“重讀”文學史,不斷“重寫”文學史,是學術正道。因此我寫一卷本《發展史》的時候,章節的設置有的只是舉例而已:魯迅的接受史我僅挑出百年經典來談,老舍的接受史就待程度夠的讀者自尋自填;小説對新興的電影敍事節奏的吸取我論及了,從中國“評書”那裏學到什麼就讓讀者去思考了。現在的《編年史》的廣告和對廣告的選擇闡釋,是兩種“作者”(廣告作者與文學史作者)評介的實際效應在起作用,它很容易激起讀者作為第三種聲音加入的慾望。廣告之間的空隙大,研究生或青年教師讀下來,很容易產生“填空”的動機。這樣的給讀者留下空白的文學史,是我的一個理想。我只怕留空白留得不好,而不想把那些應留的空白堵死,把讀者的思路堵死。《編年史》和《發展史》都是這樣留空白的文學史,就像擅長留空白的中國畫一樣。

這樣的《編年史》雖然好讀,卻彷彿支離破碎了。它的結論沒有那麼凝固,與繁雜眾多的文化領域勾連,體系是開放的,無邊的。如何看待這種貌似“零碎”的文學史呢?雜亂,原是歷史的本來面目,文學史的原狀從來就不是規規整整的。我過去寫《發展史》,關於文人在抗戰的敍述,年青一代讀者能讀到救助貧病作家張天翼的實例,發起“千字鬥米”運動的史實(一千字換取一斗米的實物稿酬,不要隨時貶值的紙幣稿酬)和西南聯大的教授作家無法養家餬口的實例,它們同洪深全家自殺的事件一樣敍述雖然瑣碎,卻構成了作家生存困境和文人自守的戰時寫作環境的總體勾勒。在《編年史》裏,大家可以讀到“冰心要求更正她關於‘普羅文學’的談話”的條目;看到“學衡派”大將吳宓盛讚茅盾《子夜》,與徐志摩、朱自清、葉公超、浦江清諸人相友善,調整了“五四”時期與新文學家之間的緊張關係的條目(見《學衡》登載新文藝叢書廣告和徐志摩之死的兩條),就一定會對現代文學家生存的不確定性,有了更深的印象,思考文學史的腦筋也勢必複雜起來。而今日看來“蕪雜”的歷史,很可能就是明日在更大的真實範圍內重新顯示文學史真相的開始。

也毋庸掩蓋《編年史》的缺憾。它究竟只是文學史之一,是有特殊角度的文學史。它已經是多元多方位的了,但不是全方位。嚴格來説什麼是“全”文學史?世界上有沒有“全”文學史?都是待考的。由於“大文學史”概念的介入,《編年史》中作品的條目和文學、文化思潮和事件的條目比例,顯然前者就會較低。這是我的《發展史》研討時就提出的問題,即“大”了以後會不會丟失文學史的本性?文學史的最小單位、不可再分割的單位究竟是什麼?我們只能等待各色各樣的文學史都像“魔鬼”似地放了出來,然後由時間這個嚴酷的衡量器來做評判、做改進了。

原文刊登於《文學評論》2013年第6期